步丹璐：运用中国的理论和方法做适合中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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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厦门国家会计学院教务处 微信公众号
长江学者陈冬华教授和李真教授2015年在我国会计领域权威学术期刊《会计研究》（第1期）上合作发表了“乡土与城邦”一文，倡言中国应该适时发力构建起自己的学术城邦，不能再唯“美国标准”是瞻，只满足于跟从甚或“复制”。笔者深以为然：学术使命、学术向度的确定，历来是战略问题，直接攸关一个民族的创新与独立，要避免美国（会计）研究趋势的“裹挟”，尝试孕育“新模式的襁褓”，破局重建“中国化”的学术城邦，不得不先有个学术发展的大战略，而中国至今还缺少这样一个大战略。本文以此为契机，有感而发，由《乡土与城邦》追问反思整个学术研究的取向，抛砖引玉，尚有期来者。
本期推送西南财经大学步丹璐教授的个人思考，此文主题鲜明，意旨清晰，感受真切，非常之好，期待会计学术同仁有更多的思考与实践。
步丹璐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目前国内外的学术杂志发表的实证文章多以档案式研究为主，并多以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理性人假设和博弈论为研究起点，学者们也多数为数据问题所困扰，学术论文到底是思想更重要还是看似科学的数据过程更重要，为什么中国古人流传的著作字数简短而字字珠玑，我们的论文又为什么洋洋洒洒数万大字又不被实务界所认可？本文从目前的实证论文的特点和理论基础出发，通过比较中国古人的经典著作中的社会科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理性人假设，提出社会科学论文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多种写作形式并存，并多依据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科初衷是为了更专业化的分工，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做到精细化。然而，学科的分类目前显然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每个学科多局限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寻找理论来解释本学科范畴内的现象。比如，会计学科的现象往往多被其对应的一级学科的相关理论来解释。当我们局限在学科内部寻求相关理论时，就自然只能找寻到西方的经济学理论。
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寻求自然规律，从而有利于人依据自然规律进行有效的行动。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应是让人的行为如何更好的适应自然。目前国内的研究大多以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理性人假设、博弈论为研究起点，探索人在各个“黑暗角落”行使最坏行为的可能性，从而为制度设计做出借鉴意义，以期用制度的约束来引导人的行为。然而，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否在所有场合都适合于中国，这似乎很少被提及。经济理性人假设固然有相当大的贡献，有了知晓人行为的规律，我们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有逻辑的作进一步推理，从而预测未来。然而，经济理性人假设出现的初衷是为法治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法治社会对法律制度有较高的要求，希望利用法律制度约束人的行为。这固然应该是有一定的效果的，然而是否适合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值得商榷。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中国的经典之作《论语》在2500年前就说，以法律和苛刑治国，人的行为都是以最低要求约束自己；而以仁治国，是以最高要求在引导人的行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经历了数千年历史人物的反复检验，成为经典。以历史为鉴，以礼治国的周朝从公元前1046年持续到公元前256年，成为最长的朝代（西周公元前1046-771；东周公元前770-256），而且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和谐社会，而焚书坑儒、以法律和苛政治国的秦始皇只持续了15年（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中国自古都是以礼治国的礼仪之邦，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一定要把人假设成自私自利，已经把我们最高要求的道德标准降低到最低标准了。同时，这也会导致制度层出不穷，让实务届疲于适应制度的更替，而无暇顾及主业本身，这只会降低效率。
古代人尊重自然，喜欢观察自然，主张天人合一，并从自然界的运动中总结规律，发明农历以帮助人的行为更好的适应自然，形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很多人认为《道德经》、《易经》中没有科学，只有哲学，这个观点的确值得商榷。《道德经》的道经主要是总结了自然的规律，即天地万物的运行之道，而德经是人类如何适应自然的最好行为，即具备与万物之道和谐的德。《易经》的八卦是自然界的八种元素的运行规律，而八卦相互作用后形成的六十四卦便是说明在自然变化时人的最好的行为规范。
同时，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公元前2070年的夏朝开始，至今也4087年了，其中4000多年都处于朝代更迭、战乱纷争的年代。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统治者的地位面临更多的威胁和挑战，稍有疏忽，就可能导致灭国之灾。因而，统治者对人才的任用非常谨慎，史书的记载也为后人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行为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在朝代更替的环境下，统治者和重臣要官的行为举止非常重要，稍有不慎，也可能导致灭门杀生之祸，因而有利于分析什么样的行为才是能保命的生存之道。也就是说在苛刻的自然人文环境下，人性及其后果将无限放大，这更有助于社会科学研究。
获得过两次诺贝加尔奖的英国生物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通过对中国和西方科学技术进行大量具体的分析和比较，全面而又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进步，而近代以来就没有进步，我觉得这也值得商榷，大家如果能仔细辨别一下科学和技术的区别，就知道科学的道理大道至简。由于分科是从西方引进的，因而我们只是在西方的分科视角下，没有他们所谓的技术进步而已。其实，如果我们能回到科学的起点，找到分析现象的最终理论，我们在科学史上从未落后过。
1927年，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提出互补原理，当1947年丹麦国王破格授予他荣誉勋章时，按照惯例，王室授予的勋章上应该镌刻受奖人的族徽。玻尔在设计自己的族徽时，特意选用了中国的阴阳鱼太极图，并刻上一句名言“对立即互补”。当时玻尔的衣服上绣着太极图，参加王室授勋典礼。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其实也是源于《易经》中的阴阳学说。中国的庄子也说过：“泰山为小，秋毫为大；彭祖为夭，殇子为寿。”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二进制思想的提出者，他认为《河图洛书》是宇宙最高的奥秘，他给太极阴阳起名——辩证法。主张生态智慧的卡普拉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整体观，来源于道家的天人合一。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理性人假设，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饮食男女”。基本上诺贝尔奖得主基本上都读过道德经。
中国3000年前流传至今的经典之作，如《论语》、《易经》、《道德经》，多数不超过一万字（《论语》一万字、《道德经》五千字、《周易》近五千字），为什么可以流传数千年？儒家思想认为，治理社会最好的目标就是引导人的行为由形而下的本能变为形而上的道德修养。自然科学的对象相对客观，社会科学的目的则是引导人的行为，西方选择法治治理，而这并不一定总适合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法律制度来约束人的最低要求的行为，而同时应靠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教育引导人的更高层次的行为。
儒家思想经历了历朝历代的历史人物的反复检验，“仁义礼智信”成为基本的生存之道。南怀瑾也比喻儒家思想是粮店，即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如韩信深知忍辱，但由于不懂功成身退，则难逃一死，相比同时的张良就得以保全性命且名垂千史。项羽只重义而缺少仁，则也在一次兵败后就自刎而不过江东，留下千年遗憾。刘备因为仁义礼智信全面发展，即使没有武将的勇猛，更没有谋士的韬略，连诗都不会做，但一样能成为蜀汉开国皇帝。在当代社会这个道理仍然适用，只是并不如古代那么直接，比如上海华源在十多年前就靠到地方投资换取政府补贴来盈利，而经历了十多年的坎坷命运，最终以博元这个名字成为被强制退市的第一股。而一向乐善好施的福耀玻璃，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良好的前景。
当孔子学院在全世界遍地开花的同时，我们自己不能忘记中国5000年的历史，而只把西方几百年的经济理论奉为瑰宝。毕竟完全依靠制度约束人的行为来实现表面上的和谐，这不是长治久安之计。社会科学的目的应该是如何让人的行为更适应自然从而变得更好。
档案式研究有没有局限性
如果不是档案式研究就不被发表，那我们会错过多少有思想的文字呀！有了思想还要找大样本，没有还要手工搜集，如果好的思想被这些似乎科学的过程所累，不是很可惜吗？现在部分档案研究似乎更多以数据为主导，以技术为王道，有没有思想似乎反而不被重视。有多少学者更担心的是数据问题，如有没有数据、数据有没有内生性、数据跑不跑的出来……
自然科学相对客观，因而也更容易量化，比如太阳、月亮的运行规律基本固定，相较而言，社会科学研究人的行为如何更好适应自然，社会科学相对自然科学应有更多引导性。而关于人的特征我们能量化多少呢？比如，察举制，认为一个懂得孝道的人一定是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人，假设我们要证明一个人首孝悌的经济后果，如果按照档案式研究的思路，可能不太容易，因为孝悌很难衡量。其实关于人的综合素质都很难衡量，我们的应试教育也只能衡量出人掌握知识的程度多少，而很难衡量出人的仁义礼智信。
再比如，我们要证明“中国大学的人文社科教育不应全盘照搬美国大学教育，特别是会计教育”这个观点，按照档案式要求，我们需要衡量人才的量化指标，需要适应国情的量化指标，需要大学生数据以及毕业后的数据，那可能因为这些数据的约束，反而我们这篇论文很难证明出来；那这样的观点就不能写文章了吗，静下来想想支持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中美的历史比较、中美的现实国情比较、中美市场对会计人才的需求定位比较，中美会计制度本身差异的比较，这样是不是就能支持观点。我就按这个逻辑写出来一篇文章，还没有去发表。
同样的道理，我们要证明一个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好不好，按照档案式研究的套路，这类文章其实也是很难的。但按照中国古代的社会科学理论，公司真正地履行社会责任怎么可能不好呢？比如福耀玻璃、顺丰、微软等等。
再谈谈最近做的一个研究，在教学中讲到一个民营化的上市公司，发现民营化后这个公司民营化后先被养肥，然后被掏空；换了好几家民营化的公司又进行研究，掏空套路基本一致，查阅相关民营化的文献，这类的档案式研究多以民营化前后三年比较其绩效，皆发现民营化让效率提高，而支持的理论通常就是解决了代理问题；但同时查阅家族企业、民营企业的论文，发现控制权收益理论证明更大的代理问题是大股东和小股东代理问题，而民营化并没有解决这层级的代理问题，何以让业绩更好呢？难道数据骗人了？也不是，只是没有考虑足够的真实情况。根据我们对多个案例的分析，发现一些企业在民营化后业绩会在账面上提升，这可能是企业家想先通过上市公司的资源养肥公司以便日后掏空更多，其次是政府卖了国有企业，就像嫁了女儿总要给点嫁妆，这个嫁妆使民营化后短期内的绩效提高了，但如果长期来看，部分民营化企业的绩效都是很差的，而且有些公司沦为壳，被反复的买卖，还有的公司又收归国有。（具体可参见我写的民营化的描述论文）如果这样研究下来，那么我们改变国有企业效率的途径就不应是仅仅改变大股东这么简单了。
最近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让很多人明白爱可以给人带来正能量，可以得到更多工资、更多幸福。这个研究符合档案式研究的形式，有足够的样本，持续了60年，研究过程非常严谨。然而等待了这么多年的结论，你读读《弟子规》、读读《论语》，读读王阳明就发现我们的老祖宗在数千年年前就轻松的提到了“泛爱众”。非要花上60年才知道社会科学中的人需要爱，是不是太晚了。
如果我们再仔细品味，会发现现代的大多数学术文章的结论都是古人曾说过的。比如，Nature曾发表过一篇文章研究中国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为什么性格会不同，他们的解释是大麦和水稻的种植劳作方式不同。而《中庸》中孔子早在2500年前就解释了南北方人性格的差异是自然地缘差异。这篇文章虽然方法先进，但其实可能是用一个现象解释了另一个现象。
档案式研究和案例式研究我都尝试过，所以有一定感触，下面再来谈谈案例研究。目前案例研究并不像档案研究或定量研究那样受到重视。但是，要知道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这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我们每个人对于人的行为都更有感同身受的发言权；同时，自然科学由于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其本身就存在更准确的规律，值得我们用更精确的方法去探索，而社会科学其实并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规律，社会科学的目的应该是探索和发现更好的行为规则，即如何适应自然的变化做出最好的行为。
“饮半盏当知江河滋味，拾一叶尽晓人间秋凉”。难道道理和规律就没办法从一个案例中得到启示吗？看到项羽的自大得失，难道还不足以告诉我们项羽的玻璃心害了自己吗？看到周公瑾“既生亮，何生瑜”的吐血遗言，我们难道还不知道嫉妒害死人吗？这类启示太多了，我想这也是我们以史为鉴的意义，历史人物虽然独一无二，凑够40个以上的项羽真的不太容易，但历史终归不断重演。目前的档案式研究有研究管理层的过度自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由于管理层自信的衡量很难量化，因而一些量化指标的简易性和偏差性反而让这类学术论文的思想的贡献被弱化。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古人流传下来的著作为什么那么经典？大多数流传下来的经典著作都是基于经验积累、或者以历史为鉴，以历史人物为案例，再根据《论语》、《道德经》、《易经》、《人物志》、《黄帝内经》（这个虽然是医学但其实说的也是人如何适应自然的规律就不会生病）等中的社会科学道理推理出来的，又经过历代朝政的反复检验而流传至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一个新颖的案例结合理论，严谨推理出结论，不是比等到足够的样本更有前瞻性吗？如果还是期待足够make sense的结论，这些结论又有何创新性呢？对实践意义能有多大？
当然，我这里只说档案研究的缺点并不是否定档案式研究，而是主张在承认档案式研究的优势的情况下，鼓励除档案式研究以外的其他形式的研究，如有思想性的规范性研究、案例研究、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我们不能用研究方法来约束研究问题，而应该根据研究问题来找到适合的研究方法。如果用简单的推理就能得到的大道理，非要为数据而数据、为过程而过程，岂不可惜？
中医被这么多人误解，难道不是因为这些人自己本身没有理解中医的道理和初衷吗？也像困扰很多家长的应试教育一样，难道应试教育的初衷真的是逼着孩子放弃主动探索世界的时间而被动的在人头攒动的教室里学习似懂非懂的知识？
让我们回到社会科学的原点重新出发。路在每个人自己的脚下，不必随波逐流。研究就是自己花时间去找到一个有意义的规律或结论，其目的是为了让别人少花时间就能获得有意义的结论。大道至简、大象无形，研究不是什么高门槛、深不可测、不可反复检验的东西。科不科学，应该不是看形式有多么的晦涩难懂，过程有多么复杂纠结，而是看结论是否有利于人类更好的行为。
借以此文期待更多有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让社会科学研究更注重思想，而不局限于一些形式的方法。同时也希望社会科学更多挖掘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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